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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读过多少书?仅中文笔记就摘记3000余种书(4)

发布时间:2017-12-21 11:40  来源:网络整理

按照杨先生的排序,钱先生“最好的是英文,第二是法文,第三是德文,然后是意大利文”,“他有一个规矩,中文、英文每天都看的。一、三、五看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。”并非边读边记,而是读过一两遍,甚至三四遍以后再记,钱先生说,“最精彩的句子,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。”他对于各种类型的书都表现出近乎贪婪的探知欲,杨绛笑称:“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。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,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,一本本渐次吃完。”

养成做笔记的习惯,除了因为客观上的居无定所、住处狭促、无法藏书之外,更因为在主观上,钱先生深谙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的道理。“有书就赶紧读,读完总做笔记。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,存留的只是笔记。”杨先生在《钱钟书手稿集》总序中写道,“从国内到国外,从上海到北京,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,从铁箱、木箱、纸箱,以至麻袋、枕套里出出进进,几经折磨,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,纸张破损。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,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。”

这样的读书状态,随意而执着,闲适而忙碌。他曾为读书给国家领导人写信。当年在社科院学术秘书室工作的马靖云向本报提供了一段可靠往事:上世纪50年代初,文学所刚刚建立就承担了国家赋予的繁重编写任务,但是图书资源却极其稀缺。于是,钱先生代所拟函递交国家领导人,函中写道:“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,而尤以外文书为甚,限于外汇经费,添补极少。”并建议“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,则是‘锦上添花,的重复存储,不如‘雪中送炭,拨给我所,以应急需。”在信的最后还作了声明,我们打扰总理是因为“曾屡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没有得到答复……我们实无他法,只有写此信以求解决。”这封信发出后不久,一批急需的图书便顺利调拨给了文学所。此外,钱先生还经常为图书馆提供国内外图书出版信息,并建议采购人员及时收集图书资源,使得文学所的藏书日益丰富。此后,当各项政治运动让文化荒漠渐渐蔓延时,文学所的图书室却保住了一方难得的绿洲。

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也奇迹般在“文革”中保留了下来。社科院外文所的薛鸿时曾和钱先生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,据他回忆,钱先生在干校“搓草绳、烧开水、当信差,但只要有机会,他就会拿出一本笔记来翻阅。”每一次翻阅相当于多一次反刍,所以,当别人惊讶于钱钟书“一目十行,过目成诵”时,他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笨办法和苦功夫。“上世纪80至90年代,我替他借书,时常是我把一大摞书放在他面前,他一边与我谈话,一边翻阅,等我告辞时,他就让我统统带走,说是已经用完了。原来他只是在核对他即将发表的著作中的引文,而这些引文都在他的笔记里,并且多年来早已烂熟于心。”

2010年钱钟书百年诞辰时,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写了篇题为 《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》的纪念文章。文中记载了一件逸事:以高傲和博学著称的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·莱文,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与钱钟书见面论学,两人相会,不待寒暄,立即在世界文化历史的版图上纵横驰骋,外国人提到的典籍,中国人钱钟书没有不熟读的,不管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拉丁文,书中的精华、警策,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,以资参观对比。这位洋教授出门后,对朱虹说:“I,m humbled!”(我自惭形秽! )因为他知道,不但西方学问他自愧不如,而且还有一个汉文典籍的世界,钱钟书同样精通,而他却连边儿都沾不上!

郭宏安在评述钱先生的学术品格时,用了“素心”这个词。“钱钟书先生说:‘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,可以见出,钱钟书先生心目中,做学问的时代于今远矣。如今做学问的人大多在高楼广厦之中,荒江野老之屋不可寻也,更难找的是素心人。”“孔子曰:‘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,古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修养自身以达于道,今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名誉、利益和地位,最后获得他人即社会的承认。”郭宏安说,“钱钟书先生显然是要做一个‘古之学者,。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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